PROFILERESEARCHCONTRIBUTIONINTERNATIONAL BUSINESS



         
         
与法国大使SAN BARTOLOME一起 
更多信息
   


 

   未来社会| THE SOCIETY IN THE FUTURE 
还记得十年前微软灵魂人物比尔?盖茨撰写《未来之路》 这本书吗?在这个预测今后技术走势的著作中,当时很 多看起来不可思议的预想现在都成了现实:比如他认为 音乐将不再存储于CD或者磁带等笨重的媒介中,而会最 终走向数字化;比如他描述未来人们通过网络购物的情 景,如今的电子商务恰好实现了这个功能。 时光荏然,当我们现在再次描绘未来时,这个充满奇妙 色彩的世界会有哪些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又合情合理的 变化呢?未来商业社会又会有哪些创新力量呢?这一次, 我们将预测的时间拉长到50年,也将天马行空式的想象 交付给了科幻作家,本文作者即是国内著名的新生代科 幻小说家,于1999年至2003年连续五年获得科幻小说银 河奖,其作品特点是将现实与假想很好的结合,而这正 有可能为未来世界的商业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不妨先睹其为50年后世界的遐想: 1.能源将以核裂变为主,电力供应会变成无线形式   2.交通道路变得更为立体,飞行器有可能会由基因改良 过的动物担任   3.粮食可能通过人工合成生产   4.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会靠模拟来决定胜负   5.在网络中品尝美食和做爱将成为可能…… 一位时间旅行者不慎将随身携带的手电筒遗失在宋朝, 被这个时代的一个老百姓拾到,后来被当做神圣的宝物 献进皇宫。最后手电筒中的电池耗尽,再也发不出光来, 只在那个时代留下了无尽的好奇和困惑。    以上是一篇科幻小说讲述的故事。阿瑟?克拉克说过一句 广为人知的话,在一个落后时代的人看来,现代科学与 魔法无异。其实这话还是有些偏差,因为现代科学的产 物已超越了魔法。首先,现代科学所涉及到的能量级别 已远超过魔法世界,在古代神话中,没有出现过2000万 吨级聚变核弹这样能级的东西,孙悟空的金箍棒和宙斯 的闪电,在能量级别上都比前者低一个层次。另外,神 话世界所涉及的空间范围也远小于现代科学,神话世界 的半径,很少有超出月球轨道的,而人类的探测器就要 飞出太阳系了。    科幻小说家的想象与科学家和未来学家是不同的,两者 都是将许多不同的未来排列出来,但科学家和未来学家 最后选取的是他们认为最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想象,而科 幻作家选择的则是他们认为最具有文学美感的想象。科 幻小说的预测能力其实被夸大了,早在凡尔纳之前就有 人造出了潜艇,而克拉克关于通信卫星的设想是顺理成 章的事,没有他也很快会有人想出来。但同时,人们发 现了另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事实:科学家和未来学家们对 未来的预测同样不  准确:十九世纪有科学家通过流 体力学原理得出结论:火车的速度不可能超过每小时 150公里,否则车内的空气会被抽净;本世纪初相当一部 分物理学家都认为人类对物质规律的认识已经完成,现 在发现我们不过是海边拾贝的小孩,真理的大海还没有 沾湿鞋子;六十年代有一个科学家大腕曾断言:全世界 有一台巨型计算机就够用了;看看八十年代初被奉为未 来学经典的《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其中的预言, 不管是宏观还是细节,没有几样成为现实。正是这种预 测的不准确,使得未来学在近年来调整了研究方向,将 重点转向对近期发展决策的分析,远于二十年的预测是 不敢再多做了。    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科学家和未来学家们以科学为基 础的严谨预测,与科幻作家们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其 准确程度(或说误差程度)竟然差不多!事实证明两者 都不准确。那我们就干脆胡思乱想好了。    科幻小说中的想像,时间超度有到达几亿亿年后宇宙末 日的,但在这里,我们只向前走半个世纪左右,这是读 这篇文章的大多数人都能活到的时代。请记住这是胡思 乱想,但同时也请记住,科学的和严肃的预测比这也准 不了多少。     能源   让我们先从在我们想像的时段里肯定要发生的一件事开 始:石油将枯竭,煤炭的贮藏量要多些,但迟早也会枯 竭。化石能源的替代品主要有:太阳能、风能、水能、 潮汐能、核能(包括裂变能和聚变能)。这其中,前4 项虽然都是可再生能源,但产能量较低,无法适应能耗 巨大的未来世界,所以未来最有可能的替代能源是核能。 核裂变能的应用已成为现实,但产能量更高的是核聚变, 且没有核裂变的核污染问题。可控核聚变技术虽没有进 入实用阶段,但并不遥远,已经面临突破的边缘。在我 们的想像时段过去一半时,化石能源枯竭的危机感肯定 会推动世界在此项研究上进行巨大的投入,将可控核聚 变变为现实。    核聚变的产能率比核裂变又高了一个数量级,其原料取 自海水,十分丰富。核聚变一旦商业化,电能可能成为 一种十分丰富和廉价的东西。这会使人类社会发生巨大 而深刻的变化,这变化可以与电和石油取代蒸汽相比。    首先出现的是移动供电,或称无线供电,它是使用微波 代替供电线路,用户通过接收微波取得电能。这项技术 在目前已经可以实现,最早是用在一个很尴尬的领域: 窃听器。冷战时期,美国就多次向前苏联大使馆发射微 波束,以给安装于其中的窃听器充电。这项技术没有广 泛应用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效率太低,发射的能量中相 当一部分逸失了,当核聚变提供了极其廉价的巨量能源 时,这个问题就不用考虑;其二是微波的电磁污染,这 个问题目前无法解决,但不等于以后也解决不了,记往, 我们毕竟是在胡思乱想。    移动供电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像用手机接收信号那样 随时随地接收电能,这将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其中最 显著的改变是:     交通    随着化石燃料的枯竭,汽车也将变为化石。汽车的消失 和核聚变能源的出现,使我们有可能改正上个世纪初犯 下的一个错误。    飞机出现并进入实用化之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应该把 空中交通做为主流交通方式,三维的空中交通,速度和 通行量是二维地面交通所不能相比的,甚至像城市交通 这样的短程交通,也可以由低速灵活的飞行汽车(旋翼 带护圈的小型直升机)来完成。制约空中交通发展的最 大障碍是油耗,飞行器的油耗一般都十几倍于地面汽车。 但很早就出现的两种技术,有可能使空中汽车的油耗降 到与地面汽车相当,这就是飞艇和飞行伞,前者比空气 轻,不需要提供上升动力,后者的飞行原理虽与传统飞 机相似,但在自重很轻的情况下能够提供很大的翼展面 积,因而能在较小的动力下产生很大的升力。当然,这 两种飞行器都有很大的缺点,比如飞艇的体积,飞行伞 的起飞场地等,但如果把后来用于地面汽车研发的力量 用在空中汽车上,相信这些问题是完全能够解决的,还 有可能发现更高效的个人飞行方式。同时,空中交通不 需要道路,那么公路建设的资金也可以省下来很巨大的 一笔。现在看看,正是地面汽车的飞速发展,将空中交 通可能的市场窒息在摇蓝中,使得个人飞机没有能够取 代汽车。    核聚变能源的出现,使空中飞行的高能耗在经济上是可 行的;而移动供电的出现,使飞行器在空中随时可以接 收外部能量,不必携带沉重的电池,飞行器可以造得很 轻巧,同时具有无限的续航能力。    有可能出现一种空中列车,这是由一架大功率飞机拖带 着一串无动力滑翔机车箱构成的大型远程飞行器,在技 术上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夺 取处于敌后的莱因河大桥,盟军就用传统的飞机和滑翔 机组成过这种飞行器,将大量的兵力和装备投放到敌后 。由于这种组合飞行器起飞和着陆比较麻烦,未来的空 中列车借助于移动供电技术将长期在天空中飞行,由一 种轻巧的空陆渡船将乘客送上或接下列车. 与这类大型飞行器相对应,轻巧的个人飞行装具将完全 代替汽车,由于移动供电技术的支持,这种装具做到最 小巧时可能像雨伞一样,那时,上班族们每人可能都拎 着一把雨伞大小的螺旋桨。    以上美妙的飞行世界只建立在充足的核聚变能源和移动 供电技术上,如果可控核聚变技术在化石能源告罄后仍 不能取得突破,核裂变发电又由于原料供应和污染等原 因无法进一步发展,人类就可能进入一个能源短缺时代,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为了环境等原因,人类世界可 能在掌握了聚变能源技术后主动限制能源的使用,那么 就会出现一个能源短缺的时代。这个时代空中交通自然 不可能成为主流,那么燃油汽车消失后的地面交通会是 什么样子呢?    自然而然的想法是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支持的电动 汽车,但这种想法已不是胡思乱想,为了使我们的瞎想 更离谱,就让我们回归畜力交通时代吧。    被汽车取代的马车时代充满了浪漫色彩,也有着许多汽 车无法比拟的优势,这种优势在后现代的未来显得更重 要:与汽车的尾汽相比,马粪的污染要小得多也更易治 理;马对于能源的利用效率是汽车所无法比拟的。马匹 喂养和管理的麻烦可随着畜力交通的产业化而降低,同 时开辟巨大的市场和商机。    当然,未来的马车时代绝不是简单的倒退,后现代的马 车将被新技术所武装。马车相对于汽车最明显的一个劣 势:速度,也是可以克服的。在这里我们想到了自行车 :在付出同样体力的情况下,自行车使人的速度提高了 3至4倍。完全可以为马设计一种自行车,使其改变四蹄 着地的行走方式,通过适当的传动机械和轮子,使其速 度也提高3至4倍,那马车的速度就与汽车相当了。这种 自行车是地地道道的低技术,应该有两个链轮和四个脚 蹬,轮子做为车可以是四个,若人骑马则可以是两个, 两者在高速公路上的速度都将是令人满意的。新材料可 以使这种自行车做得很轻巧灵活。    马本身也将经过技术改造,经过基因改良后的马,在体 力与传统马相当的情况下,体形可能只相当于一条大狗。    让我们的思想走得更远些:飞行马车是可能的吗?在所 有飞行器中,飞艇所需的动力最小,因为它的浮力解决 了升力问题。马的体力完全可以通过驱动螺旋桨推进飞 艇飞行。随着新材料的出现,制造出体积更小更轻捷的 马力飞行器不是不可能的,毕竟由人力驱动的飞机已经 出现了。让我们的想像继续向前走:能否基因改造某种 体型较大的鸟类,比如信天翁之类的,由人类乘骑呢? 最后,基因工程能够让马长出翅膀来吗?不要认为这一 切都不可能,古人能想像出骑着大鸟和飞马在天空中飞 翔,但他们却一直没有想像出汽车这种东西。我们能造 出古人不可想象的东西,难道还实现不了他们能想像的?    到此,我们的胡思乱想进入了未来另一个充满奇迹的领 域:     生命科学    以分子生物学为前沿的生命科学正处于突破的前夜,这 个突破将使科学家能够像计算机编程那样操纵基因,这 项技术将产生创世纪般的奇迹。    首先,我们接着上面的想像。科学家有可能制造出一台 生物发动机,它其实就是几块带有神经的强劲肌肉,它 所需的营养和能量都由一套无生命的机械系统供应,这 种活发动机所需的燃料就是有机食物,比如某种可以大 量生长的植物之类,它的能量转换效率将大大高于传统 的机械发动机。如果不适应马车,就用这种活汽车吧。    然后,在工厂中合成粮食成为可能。这项技术将彻底改 变世界的面貌,大片的农田将重新被森林和草原覆盖, 人类的生存空间骤然增大。粮食的集中合成生产将是人 类真正意义上回归自然的开始。    但耕种者并没有消失,仍会有人在广阔的原野上稀疏地 播下种子,他们种的东西会令我们很吃惊:他们在播种 城市。    基因工程技术有可能使植物长成我们需要的复杂形状和 大小,这项技术在目前已初露倪端。最初,可能是使树 木长成各种形状的用品和家俱,然后,则有可能使它们 长成高大的包含各种结构和房间的建筑物,那时,建筑 师同时也是园艺师,甚至在这些房子树还活着的时候, 人就可以住进去。一个由这样的树木组成的森林,就是 一座城市了。这是一座真正与大自然溶为一体的生态城 市。    生命科学中还有许多即将突破的技术,将深刻地改变我 们的生活,其中之一就是存贮生命的冬眠技术。如果我 们不喜欢自己的时代,就可以在冬眠中前往未来。这项 技术开始肯定会十分昂贵,但也肯定会形成一个庞大的 产业,价格也就随之下降至普通人都可以承受。但在那 未来的未来,苏醒的冬眠人将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这对那些时代来说无疑是一件麻烦事。冬眠技术可能对 人类社会的形态产生巨大改变,比如,短期的冬眠有可 能使爷爷比孙子还年轻,如果有大量的人进入冬眠,是 否需要考虑未来时代的承受力?这些社会问题既麻烦又 迷人。    生命科学还有可能使人类自身的生物形态发生变化,这 是一种自主的进化(或退化)。比如将人与鱼的基因结 合,就有可能使人类在海中生活。初一看这件事似乎很 遥远,但就在三年前,科学家已经成功地使试验鼠的身 上长出了人耳。这样,继粮食合成后,人类的生存范围 再次扩大。    另一项更有意义的改变,是找到控制人类身高的基因, 降低人身体的高度和体积,减小自身尺度就等于扩张了 生存空间。如果人的身高能降到目前的三分之一,那对 资源的消耗将大大降低,地球世界对人类就广阔了许多。 现在的地球上,体积最小的、与人类较为相似的哺乳动 物是鼠类,借助于基因工程,人类最终有可能把自己的 个体缩减为白鼠大小,其脑容量仍有可能维持现有的智 力。如果人类的个体达到这个尺度,世界在他们眼中将 发生根本的变化,想想现在我们的一套普通的两室一厅 住房,在那时人们的眼中将是一座多么宏伟的宫殿啊! 地球对于人类,已是一个现在无法想像的广阔世界。也 许你觉得这想法有些滑稽,但当大家都是那么小时,女 孩儿们就不会在身高上取笑你了。    人类对自身的生物学改变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让生命科 学变成了最令人恐惧的科学,它使人类对自身的定义开 始动摇,人与其它动物甚至植物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 这可能对人类的精神和文化产生难以预知的影响。什么 样的人才是人,这将是越来越困扰人类的一个问题。但 在这个问题变得致命之前,另一个关乎人类生存方式的 问题将盖过它,这我们在后面谈。  基因工程还有可 能产生另外一些很恐怖的东西,比如基因导弹。如果要 定点清除某人或某些人,只要知道他们的基因构成,就 可以在那个国家撒布一种高传染率的病菌,普通人感染 后只有轻微的症状且很快痊愈,但要攻击的目标被传染 后却是致命的。    到这里,我们的想像走进了一个不愿正视又不得不看的 领域:      战争    在未来半个世纪,另一件我们几乎肯定的事就是战争不 会消失。但当我们的胡思乱想进入未来战场后,很奇怪, 竟能在这个曾经血流成河的领域中感到一丝欣慰。战争 永远是不人道的,但战道却可以更人性化一些。使用非 致命武器是一个老生常谈了,未来可能会出现更人性化 的战争方式,使流血伤亡完全避免。    首先需要某种战争的替代物,或说模拟体,它必须满足 两个条件: 一、较为忠实地反映各交战国的综合国力; 二、能够在一个被各交战国和国际社会认可的规则下进 行战争模拟,使交战双方的意志和决心对结果产生或大 或小的影响。我们想到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单项体育, 如足球,其水平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关系不 大。但奥运会的众多体育项目做为一个整体,其总的水 平却能相当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时,体 育做为人类最古老的一项活动,已经建立了被全人类认 可的完善的竞赛规则,而奥林匹克运动会到目前为止是 世界上规模最大和影响最大的人类聚会。这就使得奥运 会成为模拟战争最理想的工具。当然,在奥运会战争中, 弱国必败,但也请注意另一个事实:如果传统战争爆发, 弱国同样注定要战败,而那时,交战双方,特别是弱国, 将付出惨重的血的代价。同时,奥运会战争并非只是为 弱国的投降寻找一个借口,战败方在每个单项上获得的 每一块金牌,都能为他们争得一定的权利。举一个例子: 如果弱国代表团仅以一块金牌之差负于强国的话,虽然 弱国仍被认为是战败。但结果可能有很大不同:比如这 个国家不会被占领,现政府也可以继续存在,同时保留 常备军队等等,弱国所要做的,只是销毁自己的生化武 器和支付仅为最后通谍中数量三分之一的战争赔款。奥 运会战争将使人类最终抛弃野蛮进入真正的文明,从此, 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将是其国力的重要标志,而竞技体 育的最高水平是以全民的体育普及为基础的所以,各国 将把用于军备的巨大开支转移到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上, 将出现一种新的更为健康文明的社会生活和国际政治形 式。同时,当流血和死亡从战争中完全消失后,战争有 可能发生最不可思议的变化,增加了娱乐的属性,战争 奥运会的剌激和影响显然是传统奥运会无法比拟的,这 里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奥运会战争体系的建立将是人 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项政治工程,其中对竞赛规则和结 果的认可,战争进程的监督等,都要经过漫长艰难的努 力,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如果人们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 如果说奥运会战争体系是痴人说梦,那么另一种低伤亡 的战争形式——数字占领则有更大的可能出现。所谓数 字占领,就是在敌国国土之外全面控制敌国的信息系统。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未来将是国家生存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国土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土地国土,另 一种是叠加于其上的数字国土。在未来,对于一个国家 后者的重要性可能大于前者,如果控制了它,就等于控 制了敌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命脉。这又分为两种情况,其 一是在战争中通过信息战的方式实现数字占领;其二是 在传统战争中击败敌国后,做为占领敌国领土的一种手 段。如果被占领的国家试图通过全面破坏自己的信息系 统来摆脱数字占领,在那个全信息化时代,将导致国民 经济的整体崩溃,同时使政府失去对国家的控制,这个 国家将变成世界上的一个原始空洞,这无异于一个国家 的自残或自杀。所以,在可以想见的未来,有可能出现 这样一个怪异的恶梦:一觉醒来,外面一切平静如常, 没有硝烟没有警报,更不见敌人的一兵一卒,街道上车 流如织,父母带着孩子在草坪上散步……但你被告知: 自己已经是亡国奴了。    现在,我们终于谈到了计算机和网络,除了数字国土外, 计算机和网络将使整个人类文明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抉择, 这就是:     数字化生存   数字化生存将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富有神话色彩的命运转 折点,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终结或新生。在讨 论它之前,我们首先想像一下计算机和网络的进一步普 及。    目前,将计算机主机做成手机甚至手表大小已经是完全 可能的,但显示器是个问题,传统显示器的小型化是有 限度的,这与技术无关,太小了就看不见了。为解决这 个问题,一种全新的显示方式可能出来,那就是视网膜 投影。首先要制造一台微型投影仪,其大小大约相当于 头发的直径,随着纳米微机械技术的发展,这在技术上 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下一步,就是将这台投影仪 安装到人眼的晶状体上,用它将图像直接投射到视网膜 上。这样一来,我们的双眼本身就被改造成为一台计算 机显示器,其视角幅面之大,图像之逼真,已与眼睛对 现实世界的视觉别无二致,以致于如果没有额外提示, 一个安装了视网膜投影仪的人不可能知道自己看到的是 现实世界还是来自计算机图像(这时计算机的主机或者 戴在手腕上,或者是一个项链,或者是耳朵上的一个耳 坠)这样一项技术,加上已经大大发展的移动通讯技术, 将使计算机和网络与每个人融为一体,世界将进一步被 信息化和数字化。    同时,除了视网膜投影外,其它的人机接口技术也将发 生突破,计算机将能够理解自然语言,除了视觉和听觉 接口外,还将产生嗅觉、味觉、触觉等感官的接口,甚 至可能出现内分泌接口,这样,人与网络虚拟世界的接 触同与现实世界的接触一样全面了,他们在网络中的感 觉一步步接近在现实世界中的感觉,在网络中品尝美食 和作爱将成为可能。    量变终于导致质变,当大多数人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度过 的时间远大于在现实世界中度过的时间时,人类社会的 存在便由现实转移到网络中,数字化生存就开始了。想 想那些渐渐寂静下来的城市,街道上一片空旷,每个人 都在自己的房间中闭着双眼(防止现实视觉干扰视网膜 投影),在网络虚拟世界中生活,在那里奋斗和享受, 终其一生。    我们现在还无法评价这样一种全新生存方式的优劣,首 先是不要将它完全视为胡思乱想。在现在遍布于城市和 乡村的无数拥挤的网吧中,这种生存方式已初现倪端, 从那些沉迷于网络的少年身上,我们看到了数字化生存 时代的曙光或阴影。在那个时代,父母们仍会为自己的 孩子沉迷于另一个世界而担忧,并限制他们与那个世界 接触的时间,这也会做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引起广 泛关注,与现在的区别是,那个被限制接触的世界不是 网络,而是现实。    数字化生存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的形态,社会生活的各 个领域都将变得面目全非,它们包括:     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当网络与人已经融为一体后,全国甚至世界范围的全民 投票随时都可以进行,政府和国家的运行方式将发生深 刻的变化。如果计算机技术进一步发展,计算机的处理 速度和智能水平产生突破,使得网络服务器能够快速处 理和综合所收到的信息,那么数量巨大的一部分人,甚 至全体国民,就有可能像一个人一样说话和发表意见。 这种方式有可能使政府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全世 界的几十亿人同时对话,就像与一个人或几个人对话一 样。    仅以数字形式存在的虚拟产品将占有重大的经济份额, 目前,很多网络游戏已经开始虚拟装具的交易,这可以 看做是虚拟经济的开端,在未来,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商 品在网络都可能有相应的数字映像,并具有自己的价值。    同时,网络虚拟世界中还可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奇怪 商品。数字化生存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机分离阶段,此阶段现在已经开始; 第二阶段如上面所述,为人机融合阶段; 第三阶段为纯数字生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有可能 将自己的全部意识和记忆上载到网络中。这一阶段所需 的技术目前看来还是虚无缥缈的,一旦实现,每个人的 记忆和感受均可能被多人占有,这样,一个人的人生本 身就可能成为一种商品,这种人生越传奇越浪漫,价值 就越高。如果有一个经历九死一生的艰险活下来的人, 他的人生无疑可卖出天文数字,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而在个时代,肯定会有一个制造高价值人生的行业,从 事这个事业的人将尽一切可能历险或寻求浪漫艳遇,他 们可以看做当代小说家的继承人,但他们是用自己的生 命在写作,难度和危险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从事 这一产业的大公司还可能使尽各种手段和资源,竭力使 自己的一部分员工过上最幸福的生活,仅仅是为了得到 一批可以出卖的幸福人生。    当人机接口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大脑和计算机的透 明连接就会实现,计算机中存贮的知识可变为与它连接 的人的清晰记忆。同时,计算机的运算和信息处理能力 也能直接与大脑结合,电脑将成为人脑一个智力放大器 和思想放大器,可将人的思维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如 果与前述的人脑信息上载相结合,则可能使教育成为我 们所无法想像的另一件事:深刻的思想、完美的心理和 性格、高雅的艺术审美能力等等,都成了商品,都可以 出卖或购买。    在所有的变化中,可能文化的变化最为巨大,也最难以 想像。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人类的文化取向越来越 多元化,在偶像越来越集中的同时,文学艺术却越来越 分散化,以至于最后可能出现一种点对点的文化,即一 个人的创作,欣赏对象可能也只有一个人,甚至多人创 作只供一人欣赏。      ……   我们的胡思乱想走到这里,似乎是在天马行空,但以上 的预测其实只不过是现实技术的合理延长线而已,只要 现有的技术正常发展,上面所想像的东西大部分 都会变成现实。    但存在另一个可能,使得人类世界发生巨大的突变,产 生这种突变的机遇存在于:     基础物理学的突破和应用    在探索物质最深层规律的进程上,现代物理学所达到的 理论层次已远远超出了社会生活中技术的应用层次,如 果突然出现某个渠道,使得物理学的前沿理论应用转化 为实用技术,人类就可能获得改变宇宙的巨大的力量。    物理学的前沿理论超弦理论认为,物质的最深层结构具 有11个维度。宇宙大爆炸后,只给宏观宇宙留下三个维 度。有多达8个维度被禁锢在微观世界中。一个技术文 明等级的重要标志,是它能够控制和使用的微观维度。    对于物质微观结构的1维使用,从我们那些长毛裸体的 祖先在山洞中生起篝火时就开始了,对化学反应的控制, 就是在1维层次上操控基本粒子。当然,这种控制也是 从低级到高级,从篝火到后来的蒸汽机,再到后来的发 电机,现在,人类对基本粒子1维控制的水平已达到了 顶峰,有了计算机。但这一切,都局限于对微观维度的 1维控制,在宇宙间一个更高级的文明看来,篝火和计算 机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同属于一个层次,这也是他们仍 将人类看成原始物种甚至虫子的原因。    核裂变和核聚变,都是人类对2维和3维微观维度的控 制,在这些过程中,粒子不再是一个点了,人类开始操 控它们的内部结构,但这种控制还是很初步的,相当于 1维控制时的篝火阶段。在现代物理学的前沿,人类已 经能够初步在4维层次上控制基本粒子,但也只是在高 能加速器中,离应用还十分遥远。重大突破在半个世纪 内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就像原子弹在二十世纪上半叶 突然出现一样。    当人类能够控制和应用物质的更高维度时,能获得什么 样的力量是完全超出我们想像的。也可能真像阿瑟?克 拉克所描述的那样,人类能够“将自己的意识凝固于光 的点阵中,像雾气一样飘过宇宙。”那时,人已与神无 异。    胡思乱想到此为止,您可以把这些想像做为消遣,但如 果认为它们与现实完全没有关系就轻率了。在清朝未年, 人类已经开始使用电,慈禧太后已看上了电影,电磁波 的发现和用于通讯也指日可待。但在那时,如果有一个 预言家,说在不到一百年后会出现那么一个小玩艺儿, 只比鼻烟壶稍大一点,拿着它,可以与天涯海角的任何 一个同时拿着它的人通话,即使那人处于地球的另一面 也如同近在咫尺,那人们一定认为他是痴人说梦,那东 西只能是一个神话中的圣物,如同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支 遗落在宋朝的手电筒。但现在这件圣物就装在我们每个 人的衣袋中。 ------------------------------------------------ □>TOP □■ 英国《独立报》20日刊登了对世界首富、微软公司创始 人比尔·盖茨的纽约独家专访。问答中,这位20世纪最 伟大的创新者之一对未来某些生活场景和全新生活方式 进行大胆设想,流露出新兴媒体向受众提供新型服务以 及由此带来巨大商业前景的勃勃雄心。   未来世界没纸笔 未来的某一天,当你回到家中,向挂在墙上的多媒体电 子屏幕发出“开机”指令后,屏幕开始播放你所热衷的 体育节目。 这时,你在商场所购商品的条形码自动输入 屏幕,电脑通过存储的价格信息,告知你是否被“宰”。 在公众场合,无处不在的指纹识别系统、摄像头将你的 活动信息记录下来,储存在家中电脑上。盖茨想象的未 来社会中,没有纸笔,报纸、杂志成为历史(这一进程可 能要持续50年以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与普通笔记本差 不多薄厚的电子写字板,它将为人们提供所有信息和娱 乐需求,人类的现有生活将在10年内彻底颠覆。  “写字板是高速宽带无线设备,它薄而轻巧,价格低廉。 无论是记录还是阅读新闻和文章,它可以完成大量文字 工作和影像娱乐播放,集所有功能于一身,”盖茨说。   电视将有大革命 盖茨认为,不断进步的高质量影像技术将进一步促进网 络广告的发展,互联网将为一些最优秀的广告制作团队 提供最好的平台。由于更多的电视内容移至网络,盖茨 认为这一进程将加速。“互联网电视以及数字电视的进 程非常具有革命性,电视历史性地成为一种广播媒介, 每个人都可从有限的频道中选择一个。但是如果你想看 本地体育活动或一种自己喜欢的业余爱好,电视节目中 可能没有。通过使用互联网传输视频信号,加上个性化 内容,以及有针对受众的广告,将成为电视节目的标准 方式。未来十年,这一方式将变得大众化。”      尽管看好网络的大发展,盖茨认为,他在世时尚看不到 普通报纸的“寿终正寝”。“我可以肯定,50年后,还 会有人印刷报纸.”盖茨说。 从全球眼光考虑,盖茨认 为传统报业将适应社会发展,并与新兴媒体共存一段时 间。“印度的报纸读者数量还在继续增长,但同时我们 注意到,那里的年轻人更青睐互联网,他们喜欢挑选感 兴趣的内容,通过网络阅读热点话题。现在,平面媒体 正处于转型阵痛期,每个出版商都不得不考虑自身的数 字革命战略。”   相对于网络传播新闻的快捷,盖茨并没有批判传统报业 的反应迟钝,而是积极肯定现在的转变。“我并不认为 在数字媒体和纸上媒体之间存在界线。每家杂志现在都 经营网络版。”   不过,盖茨仍在等待这样一个时刻,那时,所有政府及 公共服务机构———从法院的刑事案件卷宗,到医院的 医疗记录———都将告别“纸张时代”! ------------------------------------------------ □>TOP □■
             
     
 

  电影协助拍摄间隙□■

 

   COMPUTER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按照穆尔定律,芯片制造商大约每18个月就会把挤在指甲壳
   那么大的硅片里的晶体管数量增加一倍。但是物理学定律认
   为,这种成倍增长的速度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最终,晶体管
   会变得非常小,小到晶体管的组件将只有几个分子那么大。
   在这样小的距离里,起作用的将是古怪的量子定律,电子会
   从一个地方跳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不穿过这两个地方之间的空
   间。就像破漏的消防水管中的水,这时电子会越过原子粗细
   的导线和绝缘层,从而产生致命的短路。 

   寻找硅替代物已成为一场运动。以下是科学家正在探索的一
   些理论上的选择方案: 

   光子计算机: 这种计算机使用激光束替代电子。目前已发明
   了一种光学晶体管,可是光学组件仍然非常庞大而且笨拙。 

   DNA计算机: 其原理是把绞成两股的分子当成一种生物计算机
   磁带使用(不同的是计算机使用0和1编码,而DNA使用ATCG四
   个核酸编码)。这种方法在处理大批量数字方面很有希望。
   因此,大型银行和机构有朝一日也许会使用它。然而,DNA计
   算机也显得笨拙。因为这种计算机是由一堆装着有机液体的
   试管组成,不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替换便携计算机。 

   分子计算机和点计算机: 这两种计算机分别使用单个的分子
   和单个的电子代替硅晶体管。但是这两种方法都面临着很大
   的技术困难,比如原子导线和绝缘层就很难批量生产。目前
   还不存在切实可行的样机。 

   量子计算机: 最有望从脱颖而出的黑马是量子计算机,人们
   有时也称其为"终极计算机"。其设计思想是把一束激光或者
   电波照射到一些精心排列的像陀螺一般旋转的原子核上。当
   光或者波从这些原子上反弹时,它会改变其中一些原子核的
   旋转方向。分析这些旋转发生了什么改变就能够完成复杂的
   计算任务。这些计算机机异常敏感,哪怕是最小的干扰--比
   如一束从旁边经过的宇宙射线--也会改变机器内计算原子的
   方向,从而导致错误的结果。目前,量子计算机只能利用大
   约5个原子做最简单的计算。要想做任何有意义的工作都必
   须使用数百万个原子。 

   显然,所有这些新设计都还不成熟。大多数仍处于计划阶段,
   即使是那些有了工作样机的设计也还太粗糙,无法与硅计算
   机的便利性和有效性竞争。

   
   ----------------------------------------------------
   

   The Fringe Benefits of Failu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Imagination

   
   J.K. Rowling, author of the best-selling Harry Potter 
   book series, delivers her Commencement Address, 
  “The Fringe Benefits of Failure,and the Importance of
   Imaginat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Harvard 
   Alumni Association.
   
   
  
  【J.K. Rowling】
   Joanne "Jo" Rowling OBE (born 31 July 1965), who writes 
   under the pen name J. K. Rowling, is a British writer 
   and author of the Harry Potter fantasy series, the idea 
   for which was conceived whilst on a train trip from 
   Manchester to London in 1990. The Potter books have 
   gained worldwide attention, won multiple awards, and 
   sold nearly 400 million copies.

   Aside from writing the Potter novels, Rowling is equally
   famous for her "rags to riches" life story, in which she 
   progressed from living on welfare to multi-millionaire 
   status within five years. The 2008 Sunday Times Rich List
   estimated Rowling's fortune at £560 million ($1.1 billion), 
   ranking her as the 12th richest woman in Britain.
   Forbes ranked Rowling as the 48th most powerful celebrity 
   of 2007,and Time magazine named her as a runner-up 
   for its 2007 Person of the Year, noting the social, moral,
   and political inspiration she has given her fandom.
   She has become a notable philanthropist, supporting such
   charities as Comic Relief, One Parent Families and the 
   Multiple Sclerosis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Background]
   Rowling was born to Peter James Rowling and Anne Rowling 
   (née Volant) on 31 July 1965 in Yate, Gloucestershire, 
   England, 10 miles (16.1 km) northeast of Bristol.
   Her sister Dianne (Di) was born at their home on 28 June 
   1967 when Rowling was 23 months old.The family moved to 
   the nearby village Winterbourne when Rowling was four. 
   She attended St Michael's Primary School,a school founded 
   almost 200 years ago by famed abolitionist William 
   Wilberforce[15] and education reformer Hannah More. Her 
   elderly headmaster at St. Michael's, Alfred Dunn, was 
   claimed a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Harry Potter character 
   Albus Dumbledore.

   As a child, Rowling enjoyed writing fantasy stories, which
   she often read to her sister. "I can still remember me 
   telling her a story in which she fell down a rabbit hole
   and was fed strawberries by the rabbit family inside it," 
   she recalls, "Certainly the first story I ever wrote down 
   (when I was five or six) was about a rabbit called Rabbit. 
   He got the measles and was visited by his friends, 
   including a giant bee called Miss Bee."

   At the age of nine, Rowling moved to the Gloucestershire 
   village of Tutshill, close to Chepstow, South Wales.When 
   she was a young teenager, her great aunt,  who Rowling said 
   "taught classics and approved of a thirst for knowledge, 
   even of a questionable kind", gave her a very old copy of 
   Jessica Mitford's autobiography, Hons and Rebels.
   Mitford became Rowling's heroine, and Rowling subsequently
   read all of her books.

   She attended secondary school at Wyedean School and College.
   Rowling has said of her adolescence, "Hermione is loosely 
   based on me. She's a caricature of me when I was eleven, 
   which I'm not particularly proud of." Sean Harris, her best 
   friend in the Upper Sixth owned a turquoise Ford Anglia, 
   which she says inspired the one in her books. "Ron Weasley 
   isn't a living portrait of Sean, but he really is very 
   Sean-ish."[21] Of her musical tastes of the time, she said 
   "My favourite group in the world is The Smiths. And when I 
   was going through a punky phase, it was The Clash."
   Rowling read for a BA in French and Class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Exeter, which she says was a "bit of a shock" 
   as she "was expecting to be amongst lots of similar people–
   thinking radical thoughts." Once she made friends with "some 
   like-minded people" she says she began to enjoy herself.
   With a year of study in Paris, Rowling moved to London to 
   work as a researcher and bilingual secretary for Amnesty 
   International.

   In 1990, while she was on a four-hour-delayed train trip 
   from Manchester to London, the idea for a story of a young
   boy attending a school of wizardry "came fully formed" into 
   her mind. "I really don't know where the idea came from", 
   she told the Boston Globe, "It started with Harry, then all
   these characters and situations came flooding into my head."
   When she had reached her Clapham Junction flat, she began 
   to write immediately.

   However, in December of that year, Rowling’s mother 
   succumbed to a ten-year battle with multiple sclerosis.
   Rowling commented, "I was writing Harry Potter at the moment
   my mother died. I had never told her about Harry Potter."
   Rowling said this death heavily affected her writing and   
   that she introduced much more detail about Harry's loss in 
   the first book, because she knew about how it felt.

   Rowling then moved to Porto, Portugal to teach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19] While there, on 16 October 1992, she
   married Portuguese television journalist Jorge Arantes. Their
   one child, Jessica Isabel Rowling Arantes (named after Jessica 
   Mitford), was born on 27 July 1993 in Portugal.
   They separated in November 1993.In December 1994, Rowling 
   and her daughter moved to be near her sister in Edinburgh, 
   Scotland.During this period Rowling was diagnosed with 
   clinical depression, and contemplated suicide.It was the 
   feeling of her illness which brought her the idea of 
   Dementors, soulless creatures featured in Harry Potter.

   Unemployed and living on state benefits, Rowling completed 
   her first novel in many cafés (e.g. Nicolson's Café and 
   Elephant House Café), whenever she could get Jessica to fall
   asleep. In a 2001 BBC interview, Rowling denied the rumour 
   that she wrote in local cafés to escape from her unheated 
   flat, remarking, "I am not stupid enough to rent an unheated
   flat in Edinburgh in midwinter. It had heating." Instead, 
   as she stated on the American TV program A&E Biography, 
   one of the reasons she wrote in cafés was because taking her
   baby out for a walk was the best way to make her fall asleep.


  

   

J.K.Rowling speaking at Harvard PART 1 ■> | 第二部分PART 2 ■> | 第三部分PART 3 J.K.Rowling,哈利波特系列丛书的作者,6月18日为哈佛大学 毕业生做了题目为: <<失败的好处和想象力的重要>>的演讲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roud parents, and, above all, graduates. The first thing I would like to say is ‘thank you.’ Not only has Harvard given me an extraordinary honour, but the weeks of fear and nausea I’ve experienced at the thought of giving this commencement address have made me lose weight. A win-win situation! Now all I have to do is take deep breaths, squint at the red banners and fool myself into believing I am at the world’s best-educated Harry Potter convention. Delivering a commencement address is a great responsibility; or so I thought until I cast my mind back to my own graduation. The commencement speaker that day was the distinguished British philosopher Baroness Mary Warnock. Reflecting on her speech has helped me enormously in writing this one, because it turns out that I can’t remember a single word she said. This liberating discovery enables me to proceed without any fear that I might inadvertently influence you to abandon promising careers in business, law or politics for the giddy delights of becoming a gay wizard. You see? If all you remember in years to come is the ‘gay wizard’ joke, I’ve still come out ahead of Baroness Mary Warnock. Achievable goals: the first step towards personal improvement. Actually, I have wracked my mind and heart for what I ought to say to you today. I have asked myself what I wish I had known at my own graduation, and what important lessons I have learned in the 21 years that has expired between that day and this. I have come up with two answers. On this wonderful day when we are gathered together to celebrate your academic success, I have decided to talk to you about the benefits of failure. And as you stand on the threshold of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real life’, I want to extol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f imagination. These might seem quixotic or paradoxical choices, but please bear with me. Looking back at the 21-year-old that I was at graduation, is a slightly uncomfortable experience for the 42-year-old that she has become. Half my lifetime ago, I was striking an uneasy balance between the ambition I had for myself, and what those closest to me expected of me. I was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I wanted to do, ever, was to write novels. However, my parents, both of whom came from impoverished backgrounds and neither of whom had been to college, took the view that my overactive imagination was an amusing personal quirk that could never pay a mortgage, or secure a pension. They had hoped that I would take a vocational degree; I wanted to study English Literature. A compromise was reached that in retrospect satisfied nobody, and I went up to study Modern Languages. Hardly had my parents’ car rounded the corner at the end of the road than I ditched German and scuttled off down the Classics corridor.

J.K.Rowling speaking at Harvard PART 2 ■> | 第三部分PART 3 I cannot remember telling my parents that I was studying Classics; they might well have found out for the first time on graduation day. Of all subjects on this planet, I think they would have been hard put to name one less useful than Greek mythology when it came to securing the keys to an executive bathroom. I would like to make it clear, in parenthesis, that I do not blame my parents for their point of view. There is an expiry date on blaming your parents for steering you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e moment you are old enough to take the wheel, responsibility lies with you. What is more, I cannot criticise my parents for hoping that I would never experience poverty. They had been poor themselves, and I have since been poor, and I quite agree with them that it is not an ennobling experience. Poverty entails fear, and stress, and sometimes depression; it means a thousand petty humiliations and hardships. Climbing out of poverty by your own efforts, that is indeed something on which to pride yourself, but poverty itself is romanticised only by fools. What I feared most for myself at your age was not poverty, but failure. At your age, in spite of a distinct lack of motivation at university, where I had spent far too long in the coffee bar writing stories, and far too little time at lectures, I had a knack for passing examinations, and that, for years, had been the measure of success in my life and that of my peers. I am not dull enough to suppose that because you are young, gifted and well-educated, you have never known hardship or heartbreak. Talent and intelligence never yet inoculated anyone against the caprice of the Fates, and I do not for a moment suppose that everyone here has enjoyed an existence of unruffled privilege and contentment. However, the fact that you are graduating from Harvard suggests that you are not very well-acquainted with failure. You might be driven by a fear of failure quite as much as a desire for success. Indeed, your conception of failure might not be too far from the average person’s idea of success, so high have you already flown academically. Ultimately, we all have to decide for ourselves what constitutes failure, but the world is quite eager to give you a set of criteria if you let it. So I think it fair to say that by any conventional measure, a mere seven years after my graduation day, I had failed on an epic scale. An exceptionally short-lived marriage had imploded, and I was jobless, a lone parent, and as poor as it is possible to be in modern Britain, without being homeless. The fears my parents had had for me, and that I had had for myself, had both come to pass, and by every usual standard, I was the biggest failure I knew. Now, I am not going to stand here and tell you that failure is fun. That period of my life was a dark one, and I had no idea that there was going to be what the press has since represented as a kind of fairy tale resolution. I had no idea how far the tunnel extended, and for a long time, any light at the end of it was a hope rather than a reality. So why do I talk about the benefits of failure? Simply because failure meant a stripping away of the inessential. I stopped pretending to myself that I was anything other than what I was, and began to direct all my energy into finishing the only work that mattered to me. Had I really succeeded at anything else, I might never have found the determination to succeed in the one arena I believed I truly belonged. I was set free, because my greatest fear had already been realised, and I was still alive, and I still had a daughter whom I adored, and I had an old typewriter and a big idea. And so rock bottom became the solid foundation on which I rebuilt my life. You might never fail on the scale I did, but some failure in life is inevitable. 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without failing at something, unless you live so cautiously that you might as well not have lived at all - in which case, you fail by default. Failure gave me an inner security that I had never attained by passing examinations. Failure taught me things about myself that I could have learned no other way. I discovered that I had a strong will, and more discipline than I had suspected; I also found out that I had friends whose value was truly above rubies. The knowledge that you have emerged wiser and stronger from setbacks means that you are, ever after, secure in your ability to survive. You will never truly know yourself, or the strength of your relationships, until both have been tested by adversity. Such knowledge is a true gift, for all that it is painfully won, and it has been worth more to me than any qualification I ever earned. Given a time machine or a Time Turner, I would tell my 21-year-old self that personal happiness lies in knowing that life is not a check-list of acquisition or achievement. Your qualifications, your CV, are not your life, though you will meet many people of my age and older who confuse the two. Life is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and beyond anyone’ s total control, and the humility to know that will enable you to survive its vicissitudes. You might think that I chose my second theme, the importance of imagination, because of the part it played in rebuilding my life, but that is not wholly so. Though I will defend the value of bedtime stories to my last gasp, I have learned to value imagination in a much broader sense. Imagination is not only the uniquely human capacity to envision that which is not, and therefore the fount of all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In its arguably most transformative and revelatory capacity, it is the power that enables us to empathise with humans whose experiences we have never shared. One of the greatest formative experiences of my life preceded Harry Potter, though it informed much of what I subsequently wrote in those books. This revelation came in the form of one of my earliest day jobs. Though I was sloping off to write stories during my lunch hours, I paid the rent in my early 20s by working in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at Amnesty International’s headquarters in London. There in my little office I read hastily scribbled letters smuggled out of totalitarian regimes by men and women who were risking imprisonment to inform the outside world of what was happening to them. I saw photographs of those who had disappeared without trace, sent to Amnesty by their desperate families and friends. I read the testimony of torture victims and saw pictures of their injuries. I opened handwritten, eye-witness accounts of summary trials and executions, of kidnappings and rapes. Many of my co-workers were ex-political prisoners, people who had been displaced from their homes, or fled into exile, because they had the temerity to think independently of their government. Visitors to our office included those who had come to give information, or to try and find out what had happened to those they had been forced to leave behind. 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African torture victim, a young man no older than I was at the time, who had become mentally ill after all he had endured in his homeland. He trembled uncontrollably as he spoke into a video camera about the brutality inflicted upon him. He was a foot taller than I was, and seemed as fragile as a child. I was given the job of escorting him to the Underground Station afterwards, and this man whose life had been shattered by cruelty took my hand with exquisite courtesy, and wished me future happiness. And as long as I live I shall remember walking along an empty corridor and suddenly hearing, from behind a closed door, a scream of pain and horror such as I have never heard since. The door opened, and the researcher poked out her head and told me to run and make a hot drink for the young man sitting with her. She had just given him the news that in retaliation for his own outspokenness against his country’s regime, his mother had been seized and executed. Every day of my working week in my early 20s I was reminded how incredibly fortunate I was, to live in a country with a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where legal representation and a public trial were the rights of everyone. Every day, I saw more evidence about the evils humankind will inflict on their fellow humans, to gain or maintain power. I began to have nightmares, literal nightmares, about some of the things I saw, heard and read. And yet I also learned more about human goodness at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an I had ever known before. Amnesty mobilises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have never been tortured or imprisoned for their beliefs to act on behalf of those who have. The power of human empathy, leading to collective action, saves lives, and frees prisoners. Ordinary people, whose personal well-being and security are assured, join together in huge numbers to save people they do not know, and will never meet. My small participation in that process was one of the most humbling and inspiring experiences of my life. Unlike any other creature on this planet, humans can learn and understand, without having experienced. They can think themselves into other people’s minds, imagine themselves into other people’s places. Of course, this is a power, like my brand of fictional magic, that is morally neutral. One might use such an ability to manipulate, or control, just as much as to understand or sympathise. And many prefer not to exercise their imaginations at all. They choose to remain comfortably within the bounds of their own experience, never troubling to wonder how it would feel to have been born other than they are. They can refuse to hear screams or to peer inside cages; they can close their minds and hearts to any suffering that does not touch them personally; they can refuse to know. I might be tempted to envy people who can live that way, except that I do not think they have any fewer nightmares than I do. Choosing to live in narrow spaces can lead to a form of mental agoraphobia, and that brings its own terrors. I think the wilfully unimaginative see more monsters. They are often more afraid. What is more, those who choose not to empathise may enable real monsters. For without ever committing an act of outright evil ourselves, we collude with it, through our own apathy. One of the many things I learned at the end of that Classics corridor down which I ventured at the age of 18, in search of something I could not then define, was this, written by the Greek author Plutarch: What we achieve inwardly will change outer reality. That is an astonishing statement and yet proven a thousand times every day of our lives. It expresses, in part, our inescapable connec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e fact that we touch other people’s lives simply by existing.

J.K.Rowling speaking at Harvard PART 3 ■> | 第一部分PART 1 > | 第二部分PART 2 > | 第三部分PART 3 But how much more are you, Harvard graduates of 2008, likely to touch other people’s lives? Your intelligence, your capacity for hard work, the education you have earned and received, give you unique status, and unique responsibilities. Even your nationality sets you apart. The great majority of you belong to the world’s only remaining superpower. The way you vote, the way you live, the way you protest, the pressure you bring to bear on your government, has an impact way beyond your borders. That is your privilege, and your burden. If you choose to use your status and influence to raise your voice on behalf of those who have no voice; if you choose to identify not only with the powerful, but with the powerless; if you retain the ability to imagine yourself into the lives of those who do not have your advantages, then it will not only be your proud families who celebrate your existence, but thousand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whose reality you have helped transform for the better. We do not need magic to change the world, we carry all the power we need inside ourselves already: we have the power to imagine better. I am nearly finished. I have one last hope for you,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I already had at 21. The friends with whom I sat on graduation day have been my friends for life. They are my children’s godparents, the people to whom I’ve been able to turn in times of trouble, friends who have been kind enough not to sue me when I’ve used their names for Death Eaters. At our graduation we were bound by enormous affection, by our shared experience of a time that could never come again, and, of course, by the knowledge that we held certain photographic evidence that would be exceptionally valuable if any of us ran for Prime Minister. So today, I can wish you nothing better than similar friendships. And tomorrow, I hope that even if you remember not a single word of mine, you remember those of Seneca, another of those old Romans I met when I fled down the Classics corridor, in retreat from career ladders, in search of ancient wisdom: As is a tale, so is life: not how long it is, but how good it is, is what matters.I wish you all very good lives. Thank you very much. ■> | 第一部分PART 1■> | 第二部分PART 2■> | 第三部分PART 3 125 ANNIVERSARY OF WASEDA UNIVERSITY,2007 早稻田大学125周年校庆 --------------------------------------------------------

 
         
 
 
     
 

 

(C) COPYRIGHT 2000-2008.CREATION GROUP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